豐盛歷史

自1980年代起，我們的創辦人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來經營社會企業。

1987年，豐盛基督教職業培訓中心（FCVTC）成立，成為一家慈善機構。一群香港基督徒合共捐贈了數百萬港元的資金，憑藉這筆原始資本，FCVTC成立了豐盛車房–香港第一家工作整合社會企業（WISE）–為更生人士、邊緣青年創造就業機會。車廠成功過渡了1997年、2000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

2008年，借鑒豐盛車房的成功，豐盛基督教社會企業有限公司成立了豐盛髮廊，這是香港首家成功籌集超過200萬港元私人資本的社會企業，資本來自16位個人和企業股東。該社會企業的社會使命是通過經營髮廊，幫助邊緣青少年重新融入社會。豐盛髮廊首次測量社會投資回報（SROI），發現每位顧客消費一元，有18%成為青年的工資，每年約產生55萬港元的工資，而初始投資為80萬港元，每年的SROI為68%。在2009年的金融海嘯期間，豐盛髮廊推動了“負責任消費”的理念，為三年後的“十一良心消費運動”（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的開展鋪平了道路。

在2010年代，我們開始透過各種能力提升項目，分享我們的知識並擴大影響力。​

2011年，成立了豐盛社企學會（FSES），旨在分享我們在經營社會企業方面的實踐知識，以擴散社會效益。我們招募了來自不同行業和專業的五十多名知識型義工成為學會的執行成員。

2012年，香港政府民政事務局邀請FSES幫助社會企業推廣產品和服務。，由是誕生了「十一良心消費運動」（TECM）計劃，旨在向公眾宣傳社會企業和倫理消費的概念。

2014年，FSES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合作開展了「社創校園通通識」（SEnSE）的試點計劃，將社會企業知識帶到了17所中學。

2015年，FSES帶領代表團參觀了2015年在米蘭舉辦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EWF），並積極支持社會企業總商會（GCSE）獲得SEWF 2016的主辦權。雖然香港的社會企業界別在規模上可能較其他國家小，但我們在社企創業領域的專業知識處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在社會投資回報（SROI）匯報、財務可持續性和倫理消費的推廣方面。

2016年，FSES 合辦了在香港舉辦的SEWF，並獲得資助撰寫了三本社企創業領域的書籍，分別是“Hong Kong: The frontier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aring Key Performance Indices among UK, Korea, and Hong Kong”, 及 “Introduction to Social Impacts Measurements: Hong Kong Context”。SEWF 2016的代表們受我們的籌款策略所啟發，並對我們為社會企業的社會效益測量進行的數據收集工作表示讚賞。

2018年，香港賽馬會邀請Ted根據修改後的Donald Kirkpatrick四層模型，教導96個非政府組織（NGO）項目團隊進行社會效益量度（SIM）。這使前線從業人員能夠以實際和量化的方式測量他們社會項目所創造的影響。作為培訓計畫的一部份，FSES 出版了第一本工作手冊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Workbook: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 devising outcome indicators ，並發表了《一紙效益故事》，記載了43個項目的效益作為例子，造福香港社區。

自2020年起，我們開始在一個有系統的框架下培育下一代社會企業家。

2020年，豐盛社企學會（FSES）獲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社創基金) 委任為協創機構，設計並推行社會創新計劃，以培育社會創新項目。在「創新園」計劃下，超過90個項目獲得資助，約2000萬港元的資金由其他資助者提供配對資助。

通過與社會創新者緊密合作，我們注意到政府資助計劃往往無法有效地滿足他們的資金需求。政府資助計劃結構嚴謹，通常對資助規模、時期和種類施加限制。”One-size-fits-all” 的資助條款、義務和承諾也無法適切反映各種項目的不同風險和回報。過於風險回避的方法常常使創新項目無法獲得急需的資本。

在商業世界中，新興企業和初創企業受到市場無情的訓練，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並不停與投資者和利益相關方進行談判。資金或金融資源也有多種類型。從政府獲得種子資金的社創家由於對金融市場的運作不熟悉，缺乏理解各種融資選項的能力。因此，獲得政府資助的社創家往往難以在資金期結束後進入市場獲取資本。